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在古人的诗词里,同饮一江水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现今,同一条河流,上下游大干快上,拦水筑坝,互相争夺越来越宝贵的水资源。古人的情怀如今只能在诗词里体味了。随着河流被一个个水坝...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在古人的诗词里,同饮一江水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现今,同一条河流,上下游大干快上,拦水筑坝,互相争夺越来越宝贵的水资源。古人的情怀如今只能在诗词里体味了。随着河流被一个个水坝截断,上下游之间的联系,似乎只剩下了两个字:“水权”。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陈伟鸿和著名财经评论员马光远、张鸿共同评论。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同饮一江水已成往日情景。拦水筑坝,截江断流,水权之争日益凸显,聚焦水流困局。

  记者来到河北省涉县的一个村子,尽管刚刚下过一场雨,但从长的参差不齐的玉米(2313,4.00,0.17%)苗上,还是能看出这里干旱的痕迹。村民告诉记者,缺水是他们最头疼的事情,而在玉米地不远处有一条漳河,每年的7、8、9三个月是汛期,但汛期的漳河却看不到多少水,水量不过和一条水渠差不多而已。

  冯计亭(河北省涉县西辽城村村民):浇地的水非常困难,一两分地,一两天都浇不上。

  而在几年前,漳河却不是现在的样子,清漳河发源于山西,流经河北、河南等地,在涉县河漳村与浊漳河会合后称作漳河,历史上涉县清漳河两岸曾被誉为小江南,这位老人告诉记者,就是因为小时候家乡水多,父母给他起名叫王水保。

  王水保(河北省涉县西辽城村村民):我印象最深的是漳河过不去人,走不过去,水多水深,就是靠坐船。

  自从上游的山西省开始施工,责成西安水电站工程后,漳河的水就变得更少了,水电站距离河北的直线距离只有20公里,在宁给一升米不给一桶水的涉县,山西省在清漳河建水电站的消息,引起了河北涉县九镇八乡农民的恐慌,群众质疑山西方面以建水电站为名修建水库,担心水库建成后强行截断涉县40万人口的水源。

  冯计亭(河北省涉县西辽城村村民):本身这的水就不多,漳河上边两条沟,这边沟有一个水库,已经建成了,水就截流很多了,要这边再建一个,两条沟一掐,这边水基本就干了。

  1965年以前的20多年,清漳河的平均净流量达到19.6亿立方米,1981年到2000年,20年平均净流量仅为3.56亿立方米,山西、河南、河北三省相继在漳河上游修建了大大小小80多座水库和难以数计的饮水工程。进入九十年代后,每逢灌溉季节,漳河上游河道净流不足每秒10立方米,而沿河两岸工程的饮水能力,却超过每秒100立方米,以往这里的主要种植作物是水稻,近年来由于水资源短缺,沿岸农民不得不改种玉米。

  师记元(河北省涉县西辽城村委会负责人):算算账,种地没有经济效益,老百姓种地积极性就不会高,浇地比较难,换着班也浇不上地,所以种地就比较难,算算账不如出去打工,好多地都荒了。

  张鸿:拦水筑坝、截江断流对下游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影响很大

  (《今日观察》评论员)

  上下游的争执已经有十几年了,最大的争执在2009年底到2010年初,上游说,我们要建一个水电站,但下游说那地方不可能建水电站,水库会截留更多的水。下游这些老百姓就开始准备自己打井,挖井的设备就开始涨价,挖井本身也跟着开始涨价,老百姓的恐慌造成上下游的纠纷很大,水利部也出来协调过。最重要的问题是,本身这个地方的沿岸都是水资源非常贫乏的地方,而在每次都是在春灌、夏播、秋播的时候,在枯水季节的纠纷特别大,这种担心还是没有减少。

  山西在漳河的上游,已经有大型水库三座,2010年,下游就开始讨论,已经有三座大型的,中型的是十几座,小型的是上百座,已经把80%水的资源都已经用了,所以你不能再流,如果再流的话,我们就打不了井,那我们只好不种庄稼了,这确实对下游的影响非常大。

  马光远:目前修建水坝是我们唯一能够解决水资源争夺的办法

  (《今日观察》评论员)

  如果把这种现象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会发现,关于水资源的争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中国文明史有多长,关于水的争夺就有多长。比如在电影《老井》里,两个村子为了争水打得头破血流,水资源的争夺事实上显示了水资源的短缺问题,还有就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并没有想出一个办法保护河流的自由,保证上下游在水资源使用上能够确保生活的必须。

  据统计,现在全球是4500多座水坝,中国占了一半以上;还有一个统计数字是,如果把计划中的、在建的水坝加起来,那么中国的水坝量可能会占到全球的90%以上。所以有一篇文章指出“还中国河流自由”,因为基本在每一条河流上面,不管是大河,还是小河上都建了大大小小的水坝,这是我们目前为止,能够解决水资源争夺的唯一办法。

  在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有一座叫做良坎的水电站,它位于乌江下游最大支流芙蓉江上,现在正是当地的汛期,记者却看到,水坝里的水都快蓄满了,但是水电站还是不愿意开闸放水。

  王君涛(贵州省遵义市水利局水政水资源科科长):不行,这个闸门在翻水。

  记者:这个很危险?

  王君涛:有隐患,闸门顶怎么在翻水。

  郑传辉(良坎电站负责人):根据气象预报大概没雨,适当的翻一点点。

  王君涛:不能让它翻。

  郑传辉:不能翻,没事,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提醒。

  王君涛:抓紧把水位下降点。

  郑传辉:好的。

  王君涛:抓紧点。

  记者:这个在翻水为什么?

  郑传辉:满坝了,满坝就需要泄洪。

  记者:为什么不排掉一点水?

  郑传辉:要的,马上排水。

  记者:那之前为什么不这么做?

  郑传辉:之前我们要保证发电。

  即便是蓄水量已经到了有危险的程度,即便是在水利部门官员的要求下,这个水电站的站长对于放水仍然不太情愿,这又是为什么?

  郑传辉:枯水的时候就不能放。

  记者:为什么?

  郑传辉:没有库容就不能发电,要保证发电,首先要保证发电。

  记者了解到,这个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为4000万千瓦时,属于中型水电站,在2001年的时候由个人承包,而对于承包方来说,水电站获利靠的就是蓄水,蓄水量越多,利润越大。水库里的水就是经济效益,放水就等于放掉了钱。所以在放水的时候,这位站长要一再强调,水电站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发电。而据当地水利局工作人员介绍,芙蓉江干流早在1991年就完成了规划,进行10级的梯级水电开发,现在上游已经建成梯级建站已经有五座,这使得水利部门在汛期和干旱时的调度工作难度越来越大。

  张鸿:当挣钱成为第一目的 就不会顾及下游的用水问题

  (《今日观察》评论员)

  当它统称为水利枢纽或者大坝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它的指向性不是那么明确,当我们把它区分为水库和水电站的时候,就知道它的最主要的目的不是用来蓄水,它第一的目的是发电。因为很多地方是招商引资来发电,谁投资谁受益,也是区域当中的重点项目。很多地方政府,尤其是一些南部的和中西部的一些地方,由水电站带来的财政的收入几乎占到其财政收入的50%,所以当挣钱成为第一目的,他就不太会考虑下游的用水问题,所以他宁愿把水往上游引,或者是转一个山沟,转上去形成一个落差,更有利于发电。

  马光远:在高耗电能的经济发展下 我们怎样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今日观察》评论员)

  因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锁定水利建设,那么意味着有很多的水利建设本身要做一个定义,究竟是建电站,还是建别的?建农田的基本水利,还是建设水坝?如果不界定清楚,我们就会看到狸猫换太子的情况,可能就会出现很多没必要的水电站加快上马,并且还会拿到国家的财政补贴。目前争水的困局,事实上折射的是,人均水资源在高耗电能的经济发展条件下,我们应该怎样解决可持续发展、可均衡发展的问题。

  按需分配,市场定价,水权转让市场化,能否真正平衡用水矛盾?

  如何缓解用水矛盾,各地开始了一些尝试。2000年11月,浙江省东阳市和义乌市,签订了一个有偿转让水权协议,义乌花两亿元向毗邻的东阳购买约5千万立方米的水资源的永久使用权。在农村,如何公平分享水权,一些村镇也在想办法。江西德安县林泉乡大溪畈村,2007年注册成立了桑家堰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它由各小组村民自发自愿组织起来,统一协调渠堰的管护使用,灌溉时,采取轮灌和一把锄头灌水的制度,锄头由协会选派出的代表担任,按约定时间放水,同时,每个生产小组还会选派代表负责监督,避免无限制漫灌。

  陈德楠(林泉乡大溪畈村桑家堰用水户协会会长):这条水渠是付家堰管的,那边的水渠是晏家堰管的。原来没有成立(用水户)协会前,各管各的水渠,他在这个地方偷水,那边的水比较少,就把这个扒掉偷水。现在成立用水户协会以后,我们协调了(争水矛盾),那个付家堰完全不用了,因为这条堰水相当足。

  张鸿:水权市场转让顺利实施的必要前提是清晰的界定 城乡的水权分配问题也很重要

  (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水权市场转让的想法听上去真的不错,因为大家可以按照各自的用水的需求,来定配,那为什么它实施起来这么困难?首先我们的使用权不是所有权,因为水的所有权是国家的,河流是公共资源。我们没有清晰的界定这个使用权限是多少的时候,就开始交易,肯定是有点仓促。河流是纵向流动的,所以我们必须按流量来分配,这可以借鉴国际之间争端的解决,就是这条河从你那流到我这,就是在这个流域内的咱三家来谈。因为这个水有60%的流量要流出去,那我们只能用40%的流量来分配,不管你建多少大坝都无所谓,但加起来不能超过分给你的那个流量,所以这样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定。

  谈水权,还不光是上下游之间水权的分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乡的水权分配。2010年西南干旱的时候,很多记者都去云南,包括郑丰田教授就表示,下去调研,如果住在市里或者县里,你都不会觉得这个地方干旱,因为洗车也照样洗,浇花也照样浇,城市都在用水,然后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县城,还是大城市,它的用水首先都是围绕着城市用水,其次才是满足农业用水,这个均衡我们也要考虑。

  马光远:应必须得到下游的同意,才可以建坝。若非如此,建坝本身就是一个最坏的博弈

  (《今日观察》评论员)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兴起从建坝走向拆坝,很多国家把自己建的坝都拆掉了。比如日本就拆掉了很多坝,对于必须修建的,日本对上下游之间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如果上游要建坝,那么下游缺水,上游就必须放水。如果权力和义务比较明确,那么建立水权,一方面可以确保上下游的人民能得到基本的生活用水;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浪费,但是我们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

  我们现在要改变以前通过建坝来界定水权的方式,另一方面,既然是共有产权、公共产权,那么建坝的本身就是上下游的一个共同行为,大家必须共同决定。如果上游要建坝,那么我们可以设置这么一个规则,就是必须得到下游的同意,才可以建坝,或者和下游之间达成一个水资源利用的协议以后,才可以建坝。如果没有这个机制,建坝本身就是一个最坏的博弈,也是最坏的办法。

  俞孔坚:建高坝会导致下游一点水都没有。低堰只会截流一部分,不会阻碍河流作为生物廊道的连续性。

  (北京大学建设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我们现在做的坝都是高坝,结果下游一点水都没有。到现在为止,在浙江、皖南、江西的这些盆地里,有一些低的堰,就是只是截流一部分的水,翻过去的这部分水仍然给下游使用,而且低堰的好处是,它不会阻碍河流作为一种生物廊道的连续性,所以在技术上做一些以不破坏水系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为前提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吴文良:对待水资源,政府本身有其协调职能。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一个河流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起源,它的发展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在这个基础上,就是一种协商原则,基本上都是用补偿的办法。对中国来讲,政府本身从国家方面,有一些协调职能。最近北京市从外面引水,这就是一种社会制度,它有这种优势的考虑。

  张鸿:如何平衡一条河的截流权利?建坝之前,上下游之间有一个充分公开的利益博弈!(《今日观察》评论员)

  在争论之前,要有解决争议的机制,因为现在中国的水利是多头治水,或者是多龙治水,江河湖泊是水利部,但是城市自来水供水是建设部,污水排放是环保部,水质管理岸上是环保,地下或者沟道里边又是水利,地下水的矿泉水部分又归国土部门,它非常复杂。

  这一条河的截流权力,建水坝、建大坝、建水库的审批权力又分四级,中央、省、市、县可以审批,所以这样就很难有一个终端的解决方案。现在基本上终端的解决方案是在这个流域的上游成立一个水利部的委员会,但它能不能非常好的把各方利益都平衡好,还是就是解决一下争端?以现在的这种形势,一定要在建之前,上下游之间有一个充分公开的利益博弈,甚至下游的老百姓可以通过一些法律的渠道来解决这种争议。

绿使网站重装上线,敬请期待……